在没有李孟的历史上，郑芝龙投降了满清之后，携带大笔的家资前往京师，几百万两的数目这是大家都确认的，很多野史笔记都说这财产是千万两。
一向是精明的郑芝龙可能以为自己从龙很早，所以准备带着银两去京师安享富贵，不过财不露白这个道理，古今中外都是通用的，对那些关外的蛮族来说，看见这么多银子还怎么忍得住。
去了京师没多久，郑芝龙就被问罪下狱，死在狱中。
在这个时代，郑芝龙算是地方势力中较早和山东挂上关系一个，尽管这之间彼此有很多的勾心斗角，郑家和鞑虏勾勾搭搭，想要进攻山东的港口，但明面上的关系还是维持住了，一方面是通过胶州这个港口和灵山商行的体系，把外洋运来的货物销售到了北方更广大的地方，二来是山东盐货一直是向福建销售，三来则是几次海上运兵，郑家都是出船出人。
另外，山东的水军系统一部分是邓格拉斯和青州海猴子杨四带出来的，一部分则是当初被放到福建历练的那一批人，尽管当时被郑家提防的深，限制种种，可毕竟也有香火渊源，下面不少的中下军官都是相熟。
这样里里外外的关系，郑家下定决心改换阵营，也没有什么阻碍，山东也相对接纳，毕竟郑家的势力都在海上，和胶州营目前的发展方向没什么冲突。
当然，真正让李孟放心的是一点，那就是郑芝龙这个人，郑芝龙能在福建这等地方，把郑家的势力发展到这样的几步，几千艘大小舰船，几万部众徒属，算上外围，几乎是东亚海面上的霸主，可以说是李孟发展的一个翻版，何况这郑芝龙没有李孟身上的这些奇异之处，更是难得。
有这样的大才，偏偏却没什么自立之心，在海上做出一番事业的时候就和大明官府眉来眼去，琢磨着要被招安。
那边满清势大，又是主动的过去联络卖好，等山东确定了自己的绝对优势之后，郑家马上又是贴了过来，没有什么自己独霸一方的想法，却总是想着依附强者，用手中的势力换个太平富贵。
这就是所谓的小家子气，孙传庭对郑芝龙有个很贴切的评价“胸无大志，可惜大才”，这样的评价和后世对郑芝龙的说法差不多，正因为如此，李孟才对郑芝龙很放心，他自然不会和那些没见过世面的满清亲贵一样杀鸡取卵，反倒是准备给这郑芝龙足够的富贵，换取他手上的这支海上力量。
现在白人已经在是海上划分范围，而自己连大明还未统一，如果从零开始的发展海上力量怕是来不及，用郑家已经颇有规模的海上实力，总归是起步点高一些，追赶欧洲已经领先许多的海上脚步，征服那些西方还没有征服的领土。
此时的北方距离被李孟全面控制也就是一步之遥，并且李孟掌握的实力远远超过各方势力混杂的南方，天下大势已经是明朗。
想要依附强者的郑芝龙自然会主动的过来投靠投诚，他把自己的弟弟郑芝豹安排在济南钻营联系，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举措。
李孟已经是考虑到了接下来对郑芝龙的安排，不过这次的卖地策一出，郑芝龙的表现还是让他吓了一跳。
卖地策本来就不是什么保密的文件，从襄城那边确定时候开始，胶州营系统从上到下的人就都知道了，有些想法，能写几笔的人都尽可能的参与到这讨论之中，也是山东官员相对自律，这个消息在正月之后才慢慢的传开。
在济南常驻的郑芝豹差不多在二月份才知道了确切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写信告诉还在福建的大哥郑芝龙。
三月底的时候，郑芝龙带着三百万两白银从福建赶到了济南，方应仁快马赶回扬州之后，比郑芝龙晚了一天回到济南，他拿了白银两百三十万两。
淮商依靠的是盐，闽商依靠的是海贸，这是这个时代得利最大的两个生意，扬州方家和福建郑家就是这两处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是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三百万两和两百三十万两，几乎赶上大明一年的财政收入，可却被私人轻易的拿了出来。
拿了这么多的银子，两家要求的很简单，买地，河南、陕西、北直隶拿出来发卖的田地他们都买。
李孟的确是太吃惊了，他真是低估了国人对土地的热情，豪商富贵，有钱之后，扩大再生产是次要的，买地作为传家的底子才是重要的，福建多山地无良田，两淮多皇庄盐田，河南、北直隶多良田，陕西也有八百里秦川，这都是上好的田地，怎么不让这两家动心，他们先来，凭借的是和山东与众不同的关系，还有自己雄厚的财力，一定要尽可能的多买下天地。
不管是郑芝龙还是方应仁，都和李孟说的实在，不管是盐上的生意，还是海上的生意，赚来的银子再多，那也不过是浮财，还是买了田地，这才能把这富贵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子子孙孙都能受着福利。
银钱不对产业进行再投入和扩大生产，反倒是投在购置田地上，这也是工商业产生了所谓“萌芽”却没有生长成参天大树的原因。
对郑家和方家的热情，制定政策的山东明显没有料到，按照原先定的地价，河南所有“无主土地”几乎都要被这两家卖空，因为这些田地抛荒一年，暂时也找不到农民耕种，对山东的意义实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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