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改变，越来越是明显，连底层的老百姓也感觉到了变化，来自身边的变化。
报纸、银行、邮政、图书馆、少英院、赡老堂……货币流通、道路运输、文化教育……新名词、新事物，总有涉及到老百姓自身的生活。
奢安叛贼被灭了，据说是几个土目联合起来反正归降，并引领明军攻寨拔城，擒杀安位等头目。
辽东已平了大半年，听说又有几个蒙古部落归化大明，海外的湄公省还在招募移民，一年三熟的好地方……
这些都是大事件，对老百姓的影响只是能够安享太平的安心。而关系到自身或自家的，也有不少。
村里开办了学堂，还是免费的。谁家有孩子能够通过小学毕业考试，便豁免丁税。
所谓的丁税，又可称为人头税，是历代封建王朝除了田税外，最主要的税种。
汉朝时便有了完善的丁税制度，从七岁开始交税，十五岁时便和成年人交一样多的税了，直到五十六岁才可以免除。
考虑到古代的卫生医疗水平，以及平均寿命，这个丁税差不多交到死亡为止。
到了明朝万历朝时，丁税体系有所松动。但实际上，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把人头税和田税捆绑在一起，折成银两，计入田税一并征收，并不是真正废除。
对于皇帝来说，先前是一直憋着劲要实行“摊丁入亩”的。但在反复思虑研究之后，才发现，清朝所谓的“永不加赋”只不过是个幌子。
而历史上明朝末期的“横征暴敛”，有其实际上的困难和无奈，可追根究底，却是“苛农宽商”和吏治的问题。
历史上的明朝官员以抵制为荣，靠抗税来收揽民心、培植声望，尤其是江南地区，再重的税派，都给打了折扣。
对于明朝官员来说，抗税的风险太低，大不了罢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出名了，红了，简直比后世的炒作效果还好。
官员和乡绅富豪勾结，沆瀣一气，抗税、拖欠成为惯用手段，损公肥私反倒成了为民抗命的好官。
可从天启三年开始，这些从宣德年间便开始的积弊便逐渐被皇帝的雷霆手段给扫除了。
如果是有心人，可以计算一下，几年来，被严惩抄家流放的官员士绅有多少？
大到朝堂上的一二品，小到乡村的地主豪绅，头一两年说杀个人头滚滚，也不为过。
赋税能如数征收了，侵占隐冒的土地被清理出来了，“苛农宽商”的弊政被逐渐扭转了，国家财政也宽松了。
越是如此，皇帝反倒不急于实行“摊丁入亩”了。在他心中，开始酝酿废除人头税的惊人之举。
只不过，在废除之前，把豁免丁税作为鼓励百姓接受教育的手段，却还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
辽饷不征了，练饷、剿饷更不必再出现了。
最主要的是，在严刑酷法下，吏治也清明了许多，老百姓的负担不重，皇帝也想着别把施恩一下子到位，总要留出些空间。
当然，辽东重建、海军扩充等等，依然还使朝廷的财政不是那么宽松，多收些钱，又不会逼得百姓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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