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有企业民营化是怎样的呢？
近来，张云起拼命回忆。
那天座谈会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给杨家荣的关于龙景园罐头厂产权改制盘活国有资产的报告上。
写这个报告是不容易的，原因在于他首先要充分说明或者是证明搞产权制度改革这条路子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毕竟从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公有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直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里边最要命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否必须要“动”产权。
从80年代开始，公有企业的改革是力图避免触及财产权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不改变企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聚焦于内部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来盘活企业。风行一时的“承包制”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
这种思路有问题吗？
在2008年以前，绝对不对。那会儿大多数人都享受着产权改制将国有企业大面积市场化带来的红利。
在2018年以后，对错就见仁见智了。当人口红利消失，出口遭遇天花板，房地产搞不下去，外向型经济遇阻的时候，人人都喷“996福报”和“人民富豪”，人人都在缅怀人民企业人民当家作主的黄金岁月。
至于在90年代初期，公有企业改革不断试错改进的闯关过程当中，那就更没法判定对错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改革方向脉络是不清晰的，谁都不能笃定盘活企业该走产权改制这条激进的路子，还是聚焦于内部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个相对温和保守的路子，但眼下雄心勃勃的杨家荣明显倾向于前者，要大刀阔斧推进江川市公有企业民营化改革，那么，他就要为这个方向在逻辑上立一个充分的论据。
张云起整理了后世的经验，给出的论据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公有企业因其产权制度上的先天缺陷而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公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对政府主管部门构成了日益沉重的融资负担，财政和国有银行无法在资金上为大批公有企业源源不断地“输血”，要“搞活企业”，只能指望民间资金，而要动员民间资金进入企业，不可能靠行政强制，只能靠保障民间出资主体权益的制度来吸引。于是，重组企业产权结构、导入适应民间投资主体需要的制度安排，就成为众多公有企业在发展甚至生存上的必然选择。
写到这里，张云起给出了核心论点：“中国公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和竞争化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竞争呼唤相应企业制度形态的体现。”
张云起知道，这个论点在这个年代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遭受非议，但他只能这么写，也必须这么写，哪怕是内心深处未必认同产权改制这条路子就是最优解，国家经济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也并不是他这么一个屁民该指手画脚的，他更无心通过这种方式迎合杨家荣捞取个人资本，只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十三亿分之一，除了这样做，他还能怎样做呢？
记得多年以前，他还在龙湾镇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初中班主任对他说，“你的路很清晰，中考状元高考状元一气呵成，进清华北大成为顶尖人才，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添砖加瓦。”
周末放假后，徒步走十多里路回到家，妈妈红着眼睛对他说，“镇上要缴提留，拿不出钱，把过年猪牵走了。”
这就是他曾经的生活。
也是数以亿计贫苦人现在的生活！
他穷过，穷到精神解离。
那些所谓公平，少年意气，他从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也养成了他性格最务实的一面，少谈一些主义，多干一点实事。
看看那些多年从事机械劳动而如今被抛弃的中年人，那些以厂为家而如今靠在菜市场捡烂菜叶过日子的妇女，那些因为父母下岗而不能接受教育的青年人……张云起是不愿意也没有权利去怜悯他们的，也绝不会愚蠢自大到认为自己能解救他们，只是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以未来的眼光审视这段跌宕起伏的改革浪潮，总结前世那些超前的经验，给决策者参考，让镜头稍微的注视一下那些被这个时代抛弃的人，他是没有不这么做的理由的。
基于大多数公有企业盘活应该走产权改制这条路子的核心论点，他以龙景园罐头厂为案例，又提出了四个核心议题，一是我国公有企业体制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条件，譬如重组遗留债务和安置冗员的可能性这两个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二是产权改制的主要形式，譬如股份化改制、股份合作制、与外商合资、租赁经营、向职工转让部分国有股、破产重组等等；三是如何避免产权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在96年之前根本就没有先例的主要做法，通过筹建国有控股空壳公司对下面的国企进行改制，从而针对优势产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遏制地方盲目发展商业地产；四是民营化的社会意义和展望，譬如重建基本的社会激励机制，奠定国家经济基础，改革经贸体制，实现市场经济，由此，论断中国将在21世纪初入世，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外向型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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