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深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蒙元的军事斗争仍然是长期任务，想要速战速决是不现实的，后世的明朝直至灭国也未能完全消灭蒙古残余——北元，蒙古最终还是满清依靠打压与和亲才最终让蒙古人臣服；另一项任务就是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以实现长治久安。
当然，社会和谐是一步步建设而成，赵昺也知道是急不得的，尤其是经历了南宋后期政治黑暗，朝政糜烂，官员腐败，及蒙元入侵后的十年的残酷统治。虽然民心思定，但是要想改变长期形成的畸形政治，仍需要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政策的调整。
赵昺如今精简机构，调整州县，甚至压缩皇室成员的待遇，自己也长期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皆是从政治角度安全的高度出发。推行新的土地政策，实施按口授田，同样是努力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因为他明白，历史的教训是，凡是发生重大政治安全问题，一定是土地出现了不良状况。汉朝的灭亡如此，后来王朝的灭亡也多是如此。
通过法令使朝廷掌控的土地，赵昺首先要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其次分给土地少的农民，将官田租赁给流民，打压士绅地主，以意志土地兼并。即使发生农民违法的事件，也不会没收农民的土地，从而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如此一来可以惠及大多数人，收拢民心，而吃饱穿暖的普通百姓也就不会去想着造反了。
不过赵昺在实施惠及普通百姓的政策后，他从反馈回来的情报来看发现百姓们对北伐依然持反对态度，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起初他以为是百姓们担心由于战争使军费增加，从而导致朝廷增加税赋，频繁征发夫役，使得自己的负担增加。
但是当前通过改制，赵昺已经通过减免和剔除苛捐杂税极大的压缩了税赋，又通过组建辎重部队减少夫役的征发，且军费开支也多是来援于贸易和商税，并没有过于影响到民生。而他明白若是北伐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仅征募兵员、夫役受到影响，也会引发民心动摇，导致朝廷根基不稳，难以有精力去面对战争。
赵昺在请教了诸多臣僚，还通过事务局了解民情、民意，现在也逐步弄清了原委，知道自己又背了历史的黑锅。按照历代的体制，朝廷就是不容富裕地区有积累的能力，基本要把它榨干榨净，除了满足帝王的穷奢极欲外，也是防止富裕的地方财力增加，导致出现军事割据势力。也就出现了富裕地区起运的比重大多吓死人，地方财政没有什么钱的窘况。
唐宋之后，江南得到了极大的开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取代北方成为税赋的重要来源地，因此江南历朝历代的赋税都非常重，既是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受‘惩罚’的地方。所以说实在，他以为中国古代的朝廷不怎么关心产出，但是关心漕运，实质就是把粮食和财富运过来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北方人入侵江南可以获得极大的财富，这也北方发动战争的动力之一；南方人不愿北伐，愿意割据自守也是不想背上北方沉重的财政包袱。赵昺也就可以理解，刚刚经历过蒙元统治时期竭泽而渔似的强征暴敛后，百姓们不免担心北伐后，政治重心北移，就必然需要江南不断的输血，从而改变当下实行的轻税薄赋的政策，重新加重税赋。
再有一个矛盾依然是老调重弹——文武相争。赵昺现在有了更大的舞台，也可以让他以更高、更大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去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他发现其实中国古代常说的文官，本质是作为国家运转作为重要的官僚集团。
在这种视角下，无论是杯酒释兵权，还是后来的禁军制度和重文轻武，实际上本质都是一种将军队直接置于中央皇权和官僚集团手中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避免唐末藩镇割据，同时也能让朝廷可以更加有效的制定军队的发展战略，不过理论和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由于中国的科举选拔将学术研究和政治知识和军事类完全分开，也因此宋代无论是在军队结构、训练，乃至指挥调度等方面，经常是槽点满满。与此同时，宋代还面临着北方游牧政权的长期威胁。充满问题的军队，自然难以有效抵抗外来入侵。
为了能调度军队来对抗威胁，官僚集团对军队发展的干预和指挥随之增加。这也让宋代军事发展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赵昺早已意识到仅凭官僚集团想确定一条正确的军队发展路线，其实非常困难。而他扶植武人集团，让他们介入政治，也是想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复国战争的需要，也是想打压文官，改变政治体系。
当然，赵昺的意图早为文官集团知道，双方也是明争暗斗，并有数次出现激化。而现下北伐一举收复了两淮，兵锋已进入中原地区，进而有收复故都的可能。如此殊荣之下，文官们明白朝廷必然要对武人们进行大肆封赏，从而诞生一批新的武勋进入朝廷，使武人集团的实力进一步加强。所以对于收复开封，他们是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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