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朝堂上的说法是，各地军需紧张，百姓穷困不堪，宰相迫不得已借钱，东藩愿意借钱，但有条件，拿盐税抵押。
赵鼎试图将火力引向跋扈的藩镇，果然朝堂上弹劾东藩之声不绝于耳。至少少数人听到五千万的数字，将皇帝独断的奇怪举动联系起来后，领悟到了背后的苦衷。于是聪明人终于站出来说话了，说借藩镇的藩财是最好的，总比巨额藩财攥在强藩手里好。这时候大多数人明白了，朝堂上的争议声音小了下去。所有人都明白，从藩镇手里抽走五千万贯财力，比什么都重要。但还有执拗的官员认为，这样的大事不经朝议，不合祖制。最终在皇帝认错后，所有的争议结束了。其实早点拿出来议一议，文官们也能达成一致，只是那样会将朝廷疑虑藩镇的事实暴露出来，造成朝廷跟藩镇矛盾的公开化。
但是这种朝堂上文官集团互相理解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一个言官拿着一张面额一万贯的盐债债票，在朝堂上痛斥宰相的昏庸。说根本就没能限制藩镇财力，反而让朝廷盐政白白被藩镇控制。
这时候他们都明白了，东藩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自己出这笔钱，钱都是跟天下人借的。御史还查到，东藩利用朝廷盐税抵押，借到了六千五百万贯财物。光是从杭州，就借到了两千万贯。大量有闲钱的权贵，豪商，拿钱换了这些面额一万贯，钱息一厘的盐债券。甚至债券还在公所里相互倒卖，一万面额债券，一万一千贯大把人收。
东藩借了六千五百万贯，却只给朝廷五千万贯，这算哪门子限制藩财？
这波火力，赵鼎接了。公开承认自己疏于财术，让东藩钻了空子。可现在钱已经入库，后悔已经来不及。他只能强撑，表示朝廷没有吃亏。紧接着唱高调说百姓终于可以喘口气，建议免除一批苛捐杂税，比如让吕颐浩倒台的月桩钱，以月桩钱为名目，他们将吕颐浩赶出朝廷，可却没有办法免了月桩钱，因为钱一直不够用，只有加征的份儿，没有减免的空间。
现在终于可以废掉这倒霉的月桩钱，也可以给四川人减免一年税赋，那里被张浚压榨的已经接二连三的出现逃民。大量川人，在四川活不下去，反而要去江北租藩镇的地耕种。这简直是抽在朝廷脸上最狠的耳光。
这个高调一出，刚才还挥舞着债票，一副要把赵鼎弹劾倒台的言官也没了气势。说到底朝廷得了五千贯财物，而且没有加征。五千万贯啊，让朝廷收五年盐税也收不到这么多。还真不能说朝廷亏了，只能说东藩太狡猾。
当国债性质的盐债票，第一次登上大宋舞台的时候，就给了一群自诩学富五车的文官一计狠狠的耳光。让他们感受到，生财之道是那么的广博，他们简直像一个蠢货一般，完全看不懂。
他们觉得五千万贯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哪里知道，即便以他们低效的收税效率，每年收七百多贯的盐税抵押，借五千万的国债，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欠缺的只是操作手段，以及从来没有被他们当回事的信用。
六千多万贯的债券中，杭州提供了两千万贯，扬州提供了两千万贯。论经济实力，此时的扬州虽然有一百多万人，其实还是比不上刚刚达到二十万人口的杭州。因为这里的达官贵人，聚集的财富实在太多。
可是扬州的商业氛围更浓厚，原本就是一个商业城市，李慢侯在这里的时候，又进一步放开市场。之后的官员萧规曹随，让扬州的活力一直保持下来。于是这里的商人们，能接受更大比例的债券份额，因为他们算的更精。跟杭州张俊一个人就吃掉三百万贯债券不同，扬州大量商人只能买一两张债券，甚至多人合资买一张的也比比皆是。于是扬州一个城市，就吃下了跟首都临安一样多的债券。
其余的份额，则是湖州、公主集、苏州、上海、通州、建康、黄州、海州等等几十座城市的富人买下的。
随后债券交易场所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公所里专门开辟出来，在交易交引的大厅里挂牌，价格不断上扬，显然债券的信用还有溢价，并且随着每月债主们都如期从公所里领到利息，债券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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