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二月大事连连，先是月中惊闻丢了西宁城，接下去没多久，朝廷不仅没有对事涉西宁的三边总督做出什么指示，只是斥责他行事拖沓，让他早些调集军、粮等物资好收复失地，然后反倒十分突然的设立了七镇经略，由高务实以原官兼任，并重新加了都察院衔。
高务实现在的职务全称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经略蓟辽四镇及宣大三镇等处边务兼理粮饷”。除此之外，朱翊钧还顺便把他的文散官官阶从嘉议大夫升至通议大夫，理由是京营改制顺利的加赏。余官并如故——余官就是宫保之类的虚衔。
这道旨意能被顺利通过，就已经让外界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公开讨论，怀疑内阁和六科都疯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有明一代巡抚、总督、经略等职务的设置演变有关。
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巡抚、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本书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就不赘言，主要只说这个“经略”。
《明史》曰：“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然而《明史》这里显然错了，因为从《明实录》中的资料来看，最早的经略并不是出现于天启年间。当然，这里可以将“经略”理解为动词，作为“经营军务负责功略”之类的意思来理解。
如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经略山海关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经略事迹。起庙山口迄于密云墓田谷关，展出荒地五十顷二十庙，修边墙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余丈、糠沟三千三百余丈、墩台、敌台、城楼、营堡等项共一百七十余座，营房三百八十余间。(《武宗实录》)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鞑贼五赤金率众往牧河套，将入寇延绥，守臣以闻。兵部议令:“延绥副总兵朱銮、参将杭雄、游击周政、刘玉军安边营等处，纪世楹、冯大经以次东驻便利城堡;总兵柳涌守镇城相机发兵，宁夏总兵安国守镇城，副总兵路英、游击李永定军清水营、花马池、定边营等处，与东路参将各饬兵巡哨、应援，陕西总兵赵文、都御史郑杨驻固原经略。请将俱听自为战守，不必遥制。”从之。(《武宗实录》)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世宗实录》)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右佥都御史户应元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神宗实录》)
《明史》也有后期的记载，如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
在这里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经略”一职，因此“经略”的实际最低“标配”就是侍郎，换句话说，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可以在朝廷认为有需要的情况下出任“经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杨镐，则是在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起升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神宗实录》)
从字面上来理解，杨镐的实际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经略”在这里当成动词来理解更为合适。
当然有些时候，总督和经略都常常作为动词混淆在一起使用，如《明史》记载，万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
这里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担任了总督，又担任了经略。
综上所述，以高务实的身份地位和过往事功而言，他做个“经略”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就连他一人兼管大明的最强七镇，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高务实自己之前所惊讶的：他没有卸任戎政侍郎，实际上是以戎政侍郎兼任了七镇经略。
这个性质就大不相同了。
众所周知，戎政侍郎虽说名义上只是京营的“二把手”，但由于大明文贵武贱已久，“总督京营戎政”和“协理京营戎政”其实早就出现了高低错位甚至上下倒悬的状态——你让彰武伯杨炳在高务实主持京营会议的时候真把自己当“总督”，对高务实颐指气使试试看？他怕是要吓尿。
所以协理京营戎政早就是实际上的京营“一把手”了。而且那还是以前，经过高务实去年的一番骚操作，京营分成了禁卫军和生产建设兵团，此二者都直接听命于“协理京营戎政”——即高务实本人。
而这其中，生产建设兵团不负责作战，只负责后勤、装备等事务。于是负责作战的禁卫军变得有且仅有唯一一个顶头上司，也就是戎政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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