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表示，如果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批评高文正公当年的处置，那是非常不公道的。因为，在高文正公秉政的八年里，朝廷不仅填补上了一千多万两的巨大亏空，而且基本建设完成了九边的新防御体系(指谭纶、戚继光提出的空心敌台体系)，这其中前前后后花费的约两千万两银子，若不靠开源节流，难道指望天上掉下来？
但前人有前人该做的事，今人也有今人必须承担的责任。递运所在当年是不撤不行，而在如今，却也需要思考该如何继续。
乍一看，递运所的问题想要解决，也可以按照此前急递铺的思路来，即开放民用服务，以之赚取资金维持国家公共职责。好比急递铺既然可以为民间送信，那么递运所当然也可以为民间送货，看起来完全是一回事啊，能有多难？
然而递运所的情况还真有不同，原因出在递运所的人员来历，以及其在地方上的所属管辖部门完全有别于水马驿和急递铺。
刚才说过，递运所有个职务叫做“百夫长”。百夫长，这个词一听就是军方体系的。
没错，递运所的主要人员的确来自于军方，确切的说，是主要来自于地方卫所，但它的管理权又不太统一。
何谓“管理权不统一”？作为驿传系统的一部分，递运所在朝廷层面也一样归属兵部车驾司管理，但它在具体运行中，则由所在地的府、州、县、卫管辖。
如成化年间，山西共有21个递运所，其中12个归属所在县管辖，6个归属所在散州管辖，2个归属所在直隶州管辖，1个由府管辖。
而在实土卫所地区，递运所则归属所在地的卫所管辖，初刊于弘治元年(1488年)的《辽东志》里记载的辽东地区33个递运所，就全都由卫所“带管”。
本来就挺复杂了，却还有更扯皮的。比如这种归属还时有调整，如永乐四年(1406年)，原属于高邮州的界首递运所、属于江都县的邵伯递运所，就忽然被划归扬州府管辖去了。
卫所管辖的递运所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永乐五年(1407年)普定卫的尾洒递运所改由安南卫管辖。
与管辖权相伴，递运所大使也得跟着本所一起，归入所在地的府、卫官员序列。除了少量发配的罪囚之外，递运夫、防夫都主要从民户或军户中佥派，归入州县的驿传徭役之中。
递运起夫的总原则是随田粮佥派，陆递运所的递运夫由十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充，共同造车，每人提供牛一头，若不及十五石，则由若干户凑粮共当；
水递运所递运夫由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差，与驾船人数相同，每十三、十二、十一、十名递运夫共同置办六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船只，若船只损坏，则由有司“委官计料修补”。
车、船显然建造花费都很不菲，朝廷也有意缓解百姓的负担，因此“法司录有罪之人买船递运以自赎”、“以附近之民及犯徒流罪者备之车牛”的情况时有出现。
即便如此，车、船、牛的建造或供应，仍然成为应役百姓的沉重负担。而朝廷和地方衙门为了保证递运所的运行，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便逐渐改为平摊入地方徭役中，使得一方百姓“无分彼此，均出钱给领”。
递运所所需的经费，也往往被分摊入周边数个州县的赋税之中，其名目有递运人夫、水夫、防夫以及车、船等项。
由于递运所规模各异，所需经费也各不相同。以大兴递运所为例，其编制为“车五十辆，防夫三十名”，规模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万历初年时，大兴递运所每年需银2280两，由真定、广平、顺德、大名、河间五府一同提供。
一个中游水平的递运所每年花费2000多两，全国剩下一百多不到两百个递运所，按照一百五十个来算并以此均价计费的话，一年就要耗费至少三十万两，且这是纯粹的支出，毫无半分银子收入。
三十万两啊，这还是高拱当年裁撤了一大批之后的结果。想想看，二十年前高拱刚刚秉政那会儿，朝廷岁入还只有不到四百万两，光一个递运所就要花掉差不多一成，这朝廷能不穷死？
但有人会发现问题，说这笔钱既然是地方出的，那关中枢什么事？关当时的高拱、现在的高务实什么事？这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朝廷的田赋是按照中枢和地方进行分账的，并且每个地方的分账比例还不同(比如苏州就一直被朝廷重课，中枢分账比例特别高)。
而且之前说过，朱元璋的小农意识导致大明朝廷一开始就缺乏财政中枢调控能力，地方分账严重缺乏后世那种转移支付的手段，它是先为地方留存，剩下的部分再解送中枢。由于中枢一直没钱，也就不可能以富裕地区的税收去补贴发展贫困地区，导致富则恒富，穷则恒穷。
在这种落后过时的财政体系之下，再加上大明政权的地方衙门自主权很大，导致很多地方会罗列一大堆自己需要支出的名目上报给中枢，然后自说自话地大量“留存”，最后解送给中枢的款子被搞得像是打发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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