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平壤明军北撤回国整训，此事是真是假？真倒是真的，只不过整训并非主要目的罢了，高务实此时调他们回辽东，目的很简单：让朝鲜延续壬辰年的失败，等到了战况危急、朝鲜主动请明军救命之时再说。
这个主张在朝廷中引起过争议，因为朝廷中下级臣工并不知道高务实的计划，简单的认为他此时不把尚且滞留在丹东的大军派往朝鲜本就有些说不过去，居然还把原驻汉阳、平壤的守军北调搞什么整训，至少这个时机就非常不合适。
要不是高务实在军务这一块的威望实在太高，恐怕就凭这一手，朝中就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指责他胡乱指挥或者畏敌如虎了。
即便如他这般威望，也有人上疏指责他只顾军事、不顾宗藩之谊，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政治敏锐性，忽视了和朝鲜两百年的友好关系。对此，高务实的回答是：“宗藩之谊若何，该员可曾问过宋应昌、李如松等？”
高务实之所以懒得正式自辩，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决定有人背书：在命令下达之前，皇帝是举行过文华召对的，而且在高务实的要求下，这次文华召对并不对外公布议题和讨论结果。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次御前军议中，高务实说服了皇帝与诸位内阁同僚，坚持所谓宗藩之谊大不过宗藩之别，即宗主就是宗主，天下间万无宗主国大军不能指挥藩镇、藩王之兵的道理。
故，朝鲜既然不服皇命，那就让他们吃点苦头，以免又如前次一般分不清主从尊卑，连君君臣臣的道理都不明白。所谓恩威并施，即是如此。
宋应昌这次回到丹东速度很快，而且高务实许诺的加强和整训也的确不是说说而已，戚金、吴惟忠等都获得了补充，不仅换掉了损坏的军械，还额外补充了部分偏厢车。
在前次的实战中，明军发现戚继光力推的车阵对于日军那种也有不弱火绳枪装备的军队很有效果，可以显着降低自身伤亡，因此高务实立刻要求顾养谦在蓟辽赶制了不少，这次一并送来加强援朝大军，戚金等也就都分到了应得的部分。
宋应昌到了丹东之后还发现一件事，李如松的直属嫡系主力虽然都去整编了，但包括杨元在内的部分李家军宿将却带着本部留了下来，他们仍然要在朝鲜再次作战。
宋应昌很快明白，这是高务实故意的。这么做的目的是一边通过战争将这批李家军宿将拖在辽东，给李如松有时间恢复实力、继续保持李家军整体的实力平衡；
一边是李家军既然投靠了实学派，那当然不能因为前一次那几千人的损失就全员溜号，接下去该他们出力的地方还得他们上，别想趁机偷奸耍滑。
当然，伐元之战胜利之后九边防务体系变动，九边兵力相比此前要吃紧一些，朝鲜这边还是需要辽东军出一把力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的。
总之这一次兵力汇总之后，不算陈璘所统帅的水师方面，仅麻贵统帅的援朝大军全军就有一共十万零七千人，两倍于第一次援朝。看得出来，这一次高阁老是要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了。
宋应昌觉得有些庆幸，得亏了自己是实学派中之人。否则前次打成那样，没有完全达成战略目的将日军赶下海，大军内部还闹出南北军矛盾，那自己大概率是要负罪回国接受惩处的，现在高阁老依然坚持用自己为平倭经略，这是莫大的信任。
他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一定不能辜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每一场仗都必须打得小心谨慎，万万不能再出纰漏了。好在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麻贵虽然也是勇将，但至少比李如松的风格要稳健不少，这次应该不会搞出第二个碧蹄馆之战了。
宋应昌可能不知道，他的想法与麻贵竟然也不谋而合，只不过双方的出发点倒是略有不同。
前次伐元之战后论功行赏，除了高务实作为整个战争的全局策划者和总指挥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封赏，直接一战获封侯爵之外，以下便是戚继光获封伯爵。除了他们二位，其余有功人员的封赏就“平平无奇”起来了。
例如麻贵，最终论功时他排武将第三，仅次于戚继光、李如松。但问题在于排在他前面一位的李如松也只捞到“叙伐元功，升一级，荫一子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另外再升授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
那么很显然，麻贵的功赏不可能超过他，实际上麻贵的功赏和李如松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最后的“中军都督府”换成了“前军都督府”，而都督同知换成了右都督——正一品的右都督当然高于从一品的都督同知。
不过，这样的封赏可不是功赏倒置，而是麻贵资历比李如松老，他此前就已经是都督同知了，这次要升只能是右都督。
然而，戚继光既然获封伯爵，目前在军中综合考虑下来又最有资格接替戚继光的将领恐怕就是麻贵，那么麻贵自己当然也会有些希求“进步”的想法。
武将要“进步”，最稳妥的就是凭借战功获封，但战功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先都不必说打不打得赢，你至少首先得有仗可打才行，而这有仗可打……那不就得指望高阁老器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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