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议，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据。弘治五年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贰佰伍拾余两，收储在官，均之造砖”。
可见，天津道整饬副使不但有军事职责，也有行政职责了。此后，天津城的管理权开始统一，军民也由此分治，剥夺了三卫的行政大权。
应该说，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是天津城市由军事管理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始，也即由军事型区划向地域型区划的过渡。
其次，地域型政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巡抚的设置。巡抚的来历和现状在本书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也不多说，此处单说“天津巡抚”的产生。
天津原本是没有巡抚的，因为此前似乎并无在天津设置巡抚的必要。然而，日本发动侵朝之战后，明廷很快决定援朝抗倭，由此就需要解决出兵所必然带来的后勤压力剧增问题。
于是，在高务实确定了主要后勤由海上提供的原则(不是说陆上就不运了)，并且得到皇帝认可之后，他很快就相应地提出了在天津设立巡抚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批准的过程并不复杂，其中也并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对于天津巡抚的辖区、职责和权限等问题，从朝战开始至今，朝廷在数年之内已经调整过了两次。
第一阶段，万历二十五年，天津巡抚自保定巡抚析置，专饰海防，但无陆上辖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李如松他们提供海上运输的补给，基本都是运往朝鲜半岛的西部沿岸。
之后，由于停战协议签订，朝廷内部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此职是为战事特设，现在仗打完了，自然应该“事毕即裁”，于是又把天津巡抚裁撤掉了。
高务实当时稍微提了一点反对意见，不过他又不能直说这停战协议只是废纸一张，因此说出来的理由也只能是“不若待大军撤尽，确定倭人已无再犯天朝藩篱之意，于是裁撤不迟”。结果这话的立足点被认为过于保守，因此没被采纳。
第二阶段，当然就是朝战再起之后。这一次“复置时，割保定巡抚辖区之河间府，顺天巡抚辖区之武清、宝坻二县，永平府之滦州、乐亭县以及沿海岛屿为其辖区”，由是统管地方大权，也有了陆上辖区。
说个题外话，原历史上还有第三个阶段，“崇祯四年，因置山永巡抚，滦州、乐亭别属之”，也就是天津巡抚辖区内缩，仅辖河间一府。
现在的天津巡抚没有内缩辖区一说，因此不仅管着天津卫本身，还有河间府，武清、宝坻、滦州、乐亭这一州三县之地，以及沿海岛屿。
说到这里，高务实为什么特别关注天津，对天津“别有一番感情”的原因也就逐渐浮出水面了——滦州现在归天津巡抚管辖。
滦州有什么特别的吗？当然有，依然保持着京华集团旗下最大系统性产业基地名号的开平工业区就在滦州啊！换句话说，开平工业区目前的直属主管领导，那就是天津巡抚。
如此重要的职务，高务实肯定不会让旁人染指，必须得任命一位“自己人”才能放心，这是不必多说的。因此，当前的天津巡抚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门生——叶向高。
其实最一开始，叶向高对于自己即将出任天津巡抚的消息不仅没有欣喜，反而还有些抵触情绪。
这倒不是说堂堂巡抚大员的位置都不放在叶向高眼中，而是他本来好好地在清贵之极的翰林学官位置上混资历，前程不仅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还非常顺畅。
按照以往的规矩，他将来只需要老师推荐一下，最差也能直接外放吏部侍郎，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外放礼部尚书。倘若赶上一些微妙的时机——比如新皇登基，那可能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不到三个月就能入阁辅政。
老实说，这路子可比他恩师的仕途还走得顺！别看高务实入阁的时候年轻得吓人，但他入阁那可是全凭“事功”，是由一波波改革、一次次大胜，拿着无比显赫的功劳铺路，强行把自己铺进内阁去的。
叶向高很清楚，这种情况自古少有，他叶某人虽然自问也是有能力的，可怎么也比不得自家恩师这般，那真是有功劳要立，没有功劳创造功劳也要立。
寻常人为官是巴不得事少事小，最好无风无浪混到入阁，这辈子身为人臣就算是圆满了。然而他的这位高老师为官就不同了，那是巴不得事多事大，因为对高老师来说，事越多意味着立功的机会越多，事越大意味着立下的功劳越大。
这气概，这风范，哪个正经当官的敢跟他比？根本没有这种没事找事的人好吧！
不过，高务实不止是立功的本事超群绝伦，他还一贯特别会劝人，而这一次他劝叶向高的理由尤其惊人——说实话，当时叶向高听了真的震惊得差点下巴都合不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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