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没有，甚至这样夸张比例的税率还是他自己一步步加上去的，举国上下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而这也正是从来没有人在“钱”这个问题上弹劾高务实的最硬核理由。
一家交了一个南直隶的税，还从没有闹出过什么社会动乱，甚至拉动了不少人跟他一起发财，这叫人家还怎么弹劾？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啊。
既然是这样一个人，王庭撰自然知道高务实让他带京华的幕僚团去甘肃并非高务实自己想搞点什么名堂。王庭撰之所以一开始有些不悦，其实主要是觉得高务实这样做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但是，高务实犹如未卜先知一般，主动给了台阶：“就算我亲自去了甘州，三个月之内也做不完这么多事。”
这话说出来，王庭撰的气一下子就顺了——天下理财第一人都说了，如果不带这些人，他亲自去也搞不定。既然如此，那我王某人带上这些人也理所当然嘛！
“元辅放心，个中道理下官自然明白。”王庭撰顺了气，自然就坡下驴，顺势应了下来，然后问道：“那么，元辅所言第三件事是？”
高务实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沉声道：“第三件事，划定此战三位要员之权责。”
王庭撰听得心中一惊，暗暗生出一丝不妙，瞥了旁边的熊廷弼一眼，却见熊廷弼反而面色坦然，因此又收回目光，朝高务实问道：“元辅有何定夺？”
高务实肃然道：“前线大军如何作战，权、责皆在省吾(刘綎)；后方军需粮草保障，权、责皆在莲塘；地方、军中纲纪，权、责皆在飞白。”
不等王庭撰和熊廷弼发问，高务实继续道：“所谓权、责，无非所命所辖也。举个例子，如果前线打得不好，只要此时莲塘已保供应不匮、飞白已使纲纪不紊，那么战事不顺之责，我便唯刘省吾是问。至于你们二位的功劳，该有的一点也不会少，不受刘省吾影响。
换过来，如果刘省吾前线需要的物资，莲塘你不能足额供应，最后吃了败仗，那么首罪便是莲塘你了，刘省吾反倒是次罪；而如果军纪不整，发生了一些违我军令之事，则无论战胜战败，飞白你都难辞其咎。”
熊廷弼本来想等王庭撰先表态，但王庭撰似乎陷入了思考，一时未曾言语。
他担心冷了场，元辅面上须不好看，因此便先开口道：“廷弼此去，已然做了马革裹尸的准备，既然死都不怕，自然也不怕杀人。今日元辅既然说得这般明白，那廷弼也敢立下军令状：若此战军纪败坏，作奸犯科者我先斩之，而后请元辅斩我！”
这番话熊廷弼说得斩钉截铁，高务实一拍桌子，大声赞道：“好，有担当！不过你此行要遵照的军法却与寻常不同，本阁部待会儿派人把我以往带兵时的军令交给你一份，你照那个办理就好。”
高务实自有一套军令，这件事熊廷弼是知道的。不仅知道，甚至几乎都记得——因为高务实的军令不仅并不复杂，甚至说起来还不如朝廷的军法严苛。
大明的军法说起来是极其严厉的，一眼望去各种“斩”、“斩”、“斩”。举个例子，将领在台上训话，下面的士兵别说交头接耳了，转头往后看一眼，那都是“按例当斩”。
问题是，你这军法严厉成这个样子，它真的还具备较高的可执行性吗？显然不具备。也许开国初期大致上能做到，可是稍稍等个十年二十年，这种制度一定会沦为一纸空文，到最后谁也不放在心上了。
因为，压根没人能按照这种制度带兵——谁知道哪天晚上睡觉就被手下士卒砍了脑袋去。非常
高务实的治军之策就“宽仁”极了，需要论斩的罪名非常少，拢共也没几条。相反，很多按照原本军法来看属于重罪的项目，到了高务实这里要么变成了“禁闭某(各不相同)日”，要么变成了“罚银某(多少不等)两”，甚至有打扫本部(最高到连级)厕所一月之类。
看起来，这惩罚相当轻，甚至让外行觉得儿戏，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高务实军中的违纪行为一贯格外的少。
道理其实很简单，过去说要问斩的几乎都很难真个执行，大家早就习惯了不当回事。高务实军中大多违纪只是禁闭、罚款，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禁闭在战时是很难执行的，因此一般也会转为罚款，而罚款这玩意执行起来很简单，却真的很要命——你一点小毛病犯了，动不动罚款一两银子，来上几次这个月直接白干，那可太要命了——老子这真是卖命钱啊，哪里遭得住这般不当事！
而当你习惯了“高阁老军中不得违令”的从军宗旨，原先不当回事的一些小毛病在几次罚款之后都被你自己提心吊胆的改正过来，那么久而久之就自然形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三人成众，当所有人都是如此，那么一支军队的风气就为之大变，从此焕然一新了。
所以高务实的态度一直都是明确的：法令不必过苛，执法却须常严。
军法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军队能够令行禁止，能够有一套适应战争的行为作风，而不是为了杀掉自己的士兵。相反，动不动就杀掉自己的士兵，只会让军官和士兵之间形成隔阂，乃至不可弥补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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