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铸商人会把好钱回收融化改铸私钱。
而如果朝廷铸的钱，用料太足，本身价值超过币值，那就会出现不法商人把铜钱融化去铸铜器获利的事情。
如何寻找一个平衡，就显得十分难得。
所以历朝不断的发行新铜钱，其成色用料配比都是不同的，就是为了在中间寻找一个平衡，比如大明以白银充当本位，朝廷就得根据市价，不断的调整铜钱的比例，以此来达到一个相对的兑换比例。
比如现在崇祯通宝太不值银子，那就得加大他的用铜料，甚至提升重量等，以此让铜钱增值涨价，最终达到想要的比例，比如说一两银子一千钱。
但现在大明崩成这样，谁还顾的上这货币的事。
朝廷干脆自己也不待见铜钱，征税等都用银子，偶尔也印些宝钞来坑人，但宝钞这种东西早没信用了，拿来发军饷抵官俸，不过是让人恨牙痒痒而已。
铸钱币本来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的，管理得当，这里面就是一笔财收。而如果朝廷稳定，有良好的信用，甚至可以发行钞票，用少量准备金发行更多的钞票，这里面利益更大。
可惜大明的皇帝们目光短浅，宝钞在洪武年间就玩的不值钱了，更别说其它。连铜钱都让他们玩崩了，白白损失了好大一笔铸币税。
朱以海瞧着那些洋银，又要来了不少铜钱，有嘉靖钱，有万历钱，也有轻薄易碎的崇祯钱，更有不少仿制私铸钱。
货币混乱，既影响工商民生，还白白损失了大笔财政收入，不由的心疼起来。
“虞卿，现在朝廷有没有能力铸造新铜钱？”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皇帝铸一个年号钱，也实属正常操作，虞大复倒没多想，“当然可以，不过如今战乱，铜料紧缺，工人也流失的多，铸钱不易，而且成本高，私铸又多，几无利润，甚至得亏钱。”
朱以海点了点头。
回去后，他便仔细思考起货币的这件事来，大明到现在早离不开银子了，白银本位不可改变，但现在的这套币制确实太过混乱。
他想重新整理货币体系，最好是白银铜钱一起搞，搞好了既有助工商和民生，还能从中得到丰厚铸币税，岂不好？
他首先想到的，是仿银洋铸银币，规定面额币值，按面额交易，而不是再要复杂的鉴定成色升降水称量甚至剪切使用。
如果能够流通银币，铸银币就跟铸铜钱一样，这里面是可以调整成色、面值，是有利可图的。
只要不一上来就搞的太夸张过份，那么应当是能得到接受的。
本来现在民间也有一些商人开始使用自制银饼，制造精良，有独家防伪等印记，每个价值纹银五钱，方便交易，不用再剪碎称量验色等，主要是内部流通。
朱以海如果直接按洋人的银洋那样制造，比如一枚面值一两纹银，重一两，但实际可以再添些铜等，比如跟袁大头一样含银八八七，铜一一三，使的银元更坚固耐磨损等，又能恰当的留些铸币之利。
规定银元的价值就是十足纹银一两，这样银元实际成色就是降水二四，与宝银升水二四恰相反，是降水二四，即一百两银元实际含银九五两二，五十两则实际折纹银四十七两六。
这银元一百两里少四两八，在实际使用时不降水，就是规定他虽含银折纹银才九十五两二，但他就当纹银一百两用，这四两八，就是包括铜料、工钱等在内的铸银币毛利，
肯定有不少利。
只要朱以海宣布银元可以无限兑换纹银，那么他的信用是能起来的，只要大家接受了，流通大了，这利润也就到手了。
然后根据这大明银元为本位锚定，拟定新铜钱的材料、成份，比如大明之前的铜钱有用黄铜，也有用红铜的，然后加铅。
铸出黄铜钱和红铜钱。
但是后来历史上鞑子就增加了锡在里面，让黄铜钱变成了青铜钱，这种铜铅锡合铸的钱，如果再融化后，是造不成铜器的，这避免铜钱被毁坏铸器。
按材料成本，适当的调整铜铅锡成色，最后再算好人工等成本，再留下一定的铸币利润，那么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到一千文铜钱兑一两银子的。
从五千五百钱兑一两银子，或嘉靖金背铜钱两千四百文兑换一两，变成一千钱兑一两银子，新铜钱肯定得用料更足，钱更值钱，就可能引来大量私铸，就算加入锡防毁坏铸器，但私铸会是个问题。
当然，只要把这里面的利润空间留到恰到好处，再加大打击力度，也还是能达到一个不错的平衡的。
比起那种强行铸造大钱，铸什么当百、当五十等钱的直接抢劫来的更好。
朱以海想铸造新货币，既想从中赚一笔，更还想要稳定货币体系，稳定统治区内的稳定。
当然，也可以自己做假，造些粗劣的私铸钱到鞑子占领区去流通，搞乱他们的市场。
铸造银币的技术方面其实没半点问题，银币再怎么样也比铜钱更好铸，哪怕把银币增加币值，比如一两的外，再增加五钱、二钱、一钱的，但最低的一钱银面额的，那也起码相当一百个铜钱了。
换位思考下，朱以海觉得其实也可以再铸些大钱，比如两文铜钱，五文铜钱，十文、二十文。不是单纯的铸大钱抢劫百姓，而是通过提高含铜量，比如把孔方钱改成铜币，提高含铜量、钱币重量等，让本身价值上涨，达到相对应币值的价值，那就不再是抢钱，而是丰富货币面额，方便交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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