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值房外，机要中书王衡，正运笔作文。
随林延潮入阁办事三年来，王衡公文也是日益练达。
在内阁这政本之地办事，一切消息往来都必须假手于公文。无论是前线战况多么激烈，地方民情多么复杂，但天子王公总是不能亲眼目睹，最后都要落于公文上。
同时内阁发出的政令也是要以公文的形式。
所以作为林延潮的机要中书，他第一件事就揣摩阁辅的心思。
将他的用意贯彻于笔尖上。
这一点新民报主编方从哲即是高手。方从哲所写的文章公文无不深合林延潮的意思，王衡对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
现在王衡也用了一段时间，这才慢慢摸清林延潮执政为政的思路，然后代为书写。
王衡自上手后，林延潮也是十分信任，除了给天子的密揭，以及与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等致仕阁臣书信由本人亲力亲外，其余公文起草都假手给王衡。
现在自赵志皋致仕后大半年来，林延潮代理内阁首辅之事，王衡经手公文不知多少，他写后给林延潮过目再行以朝廷令谕的方式至各衙门中。
一条条政令的落实，变革都出自自己之手，如此权力的滋味给了王衡极大的愉悦。
这大半年来，王衡帮助林延潮着重处理倭国，漕运之事。
现在明朝已经在倭国大阪，琉球国那霸，朝鲜之王京设慕华馆。
另外在倭国平户，朝鲜铁山设通商馆。
慕华馆，通商馆皆归礼部管辖，处置一切外交通商事宜。
慕华馆设有大使一名，参赞两名。两位参赞一名负责通商，一名负责教化。
大使为正五品，挂礼部郎中衔，位同于钦差，代表明朝天子全权处分明国的外交事宜。
参赞为正六品衔，挂礼部主事衔或户部主事衔。
行人司行人三名，每半年往返京师或通商馆传递消息。
使馆驻八十名明军士卒，另设一名千总作为武官。
至于通商馆不设大使，而设通商参赞一名，挂户部主事衔，行人司行人两名，每半年往返京师或大使馆传递消息。
通商馆驻明军五十名，设把总一名。
同时明朝使节在倭国，琉球，朝鲜或有豁免之权，不受当地司法审问。
当然对于倭国的通商外交乃重中之重，对于驻大阪大使，林延潮让门生于仕廉出任。
至于驻平户的参赞，则由另一门生曹学佺出任。
万历二十八年春，倭寇第一次岁贡船队，从平户出港，经朝鲜荠浦，再抵至铁山与明国市易，两国贸易额达六十余万白银。
在王衡看来，这通商之利已经初现。
因两度征朝大败，又兼为了方便通商。
倭国五大老第一的德川家康，五奉行之一的石田三成，长洲大名毛利，九州大名岛津，大友，公家华族。
以及倭国一方的亲华派小西行长等等都向明朝表示，愿意派武子弟来明朝学习上朝文化。
天子大笔一挥已经在年前答允。
于是倭国上个月派出三百人来明朝学习文化，其中不乏德川秀忠这样的名家子弟。
在王衡看来此乃过去质子，但他不明白为何林延潮却为何还安排本朝大儒，如此费心教他们汉学文化，并对他们的课程事事关心，亲自过问。
很多年后王衡才明白林延潮的用意。
这些子弟来明朝后学习明朝文化，都十分倾慕。当时倭国的姓氏苗字太难，出现如源朝臣德川，源朝臣武田，如此明朝人难以称呼的问题。
于是倭寇派遣子弟全部都给自己取了汉姓，以便与明朝人士交往称呼。这在亲中华的国家中如越南，朝鲜，琉球上层都以改汉姓为荣。
比如后来德川秀忠因在大明的学习生活中表现出色，被明朝天子御赐国姓‘朱’。
这些人见识了大明的国力强大，文化昌盛，回国之后不少人都毕生致力于‘明倭友好’的事业上。
王衡着手另一件事就是在漕运上。
经过数年的海漕试行，每年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的海漕船，可直达山东半岛成山、再到达天津界河口。
据王衡所知，尽管有些船只在海里漂没，但负责海漕之事的梅家有皇商的背景，与官府打点甚好，对于没了的船员都给了一笔足够的补偿，同时也补足了缺额，故而虽说有些官员有所微词，但也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事实上海漕的兴起，并没有带来河漕的没落。
因为运河上漕船的减少，反而使民间客船，货船，商船增加了不少，并使得南北交通有所改善。
原先运河拥堵时，漕船优先通行，官船次之，民船则要排队。现在漕船一少，运河通航却是好转了一些。
有了海漕在手，正好给林延潮一个很好的机会，朝廷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治理铁板一块的河漕积弊。
林延潮治理河漕的方法，大体与治理两淮盐政的方法差不多。
原先朝廷用运军负责河漕的漕运，但后来运河被沿河官吏盘剥的太厉害，结果逃亡无数。
于是朝廷想出了种种办法，比如提高运军的粮饷，允许漕船来京途中夹带私货，甚至不惜用海漕来避免这些陋规等等。
至于林延潮治理漕运的办法，就是让朝廷默许运兵将输漕之事给沿河商帮代办，同时对沿河州县对漕运盘剥太厉害的，朝廷予以严惩。
若是他们敢反对，朝廷则给予海漕更大力的支持。如梅家为首的海漕商帮都看着这一块呢。所以林延潮提出将海漕漕额从原先五十万石加至一百三十万石，河漕漕额从三百五十万石减至两百七十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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