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巧妙地利用了英俄、美俄、美英法之间在东方的矛盾和斗争，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在美、英支持下，走上了征服和掠夺在地理上邻近自己的，封建中国和朝鲜的道路。
朝鲜与日本有着悠久的邦交关系，自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年)建立以来，两百多年间两国一直和睦为邻，友好往来。
以1609年李朝政府与日本缔结《乙酉约条》为起点，两国恢复了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1592—1599年)遭到破坏的交邻关系。
这项条约允许日本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使臣往来和派遣“岁遣船”。
在东莱府的草梁，有朝鲜政府修建的倭馆（又称和馆），供日本常驻事务宫、商人居住和堆集货物，中央政府派驻釜山的倭馆训导，负责具体管理与日本的交往通商事务。
地方政府对倭馆免费供应薪炭，并开市供应菜蔬。
倭馆每月开市六次与朝鲜人交易。
日本商人主要以铜等贵金属交换朝鲜的米、棉和各种皮货。
根据约条的规定和惯例，日本暮府同朝鲜政府的外交联系，是通过对州藩主实现的。
对州藩主除掌管与朝鲜的聘问往来、代表幕府向朝鲜派出参判使外，自身还经常派家臣出使东莱府。
出访朝鲜的日本使臣所持国书有一定格式，并加盖朝鲜方面铸发的铜印，即所谓“图书”。
“王政复古”后，1868年3月23日，日本新政府宣布承认对州藩主世袭的代表国家与朝鲜外交的特权，并授与该藩藩主宗义达外国事务局辅的职衔。
宗义达奉命向朝鲜通告：日本时势一变，政权归一皇室，更张纲纪，大修邻好。
所谓“大修邻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推行“征韩外交”的口实。
既然朝日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邻通信关系，自然不存在“大修邻好”的急切需要。
日本明治政府企图改变两国交往的惯例，夺取外交主动权，并设置陷阱，借大修邻好之机变更外交公文格式，用“天皇”的称谓降低朝鲜国王的地位，以造成朝鲜屈从日本的既成事实。
明治元年12月，由对州藩主宗义达委任的“大修”大差使等人一行抵达草梁使馆，向朝鲜倭学训导递交国书。
文中多处使用“皇”、“勅”之类的文字，并加盖日本国新铸的印章。
虽然大院君政府礼貌地接待了日本来使，并派员参加倭馆举行的“下船宴”，但断然拒绝了日本的国书。
此时的日本国内，明治政府的实力派人物不仅己在鼓噪“征韩论”，而且还就“征韩”的具体步骤进行策划，并把侵略朝鲜与日本的基本国策联系了起来。
为策划“征韩”，是年日本天皇曾命木户孝允出使中国和朝鲜。
后因木户所在藩山口倒幕主力“奇兵队”解散引起农民不满和动乱，未能成行。
不过，为木户出使所作的有关朝鲜政策的准备，继续照常进行。
这时，日本外务省曾专门派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等外交官，假借对州藩吏之名去釜山活动。
萌总裁现在行使的策略，就是当初日本人的策略。
而且，华国的条件更加便利，因为朝鲜现在就是华国的一个行省了。
萌总裁看着乱七八糟的朝鲜局势，就像是对待一间新房间，他无法忍受杂物，但是怎么处理这些杂物？
都烧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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