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方面，西瓜引种的路线应该是从非洲到西亚，然后到中亚，再到华夏，一般都是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世界著名的交通要道，带来的可不止有西瓜，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农作物，都是通过这条通道进入华夏的。
至于说上述那些时间啊，路线啊，朝代啊，其实还是有一句的。
首先说时间，我国唐以前没有西瓜种植、食用的迹象，这个应该是很准确的。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众多西汉墓等考古报道称发现有西瓜种子。经学者认真复验和鉴定，这些所谓西瓜子多是冬瓜子，无一可以确认属于西瓜。我国先秦时代，是没有瓜的品种意识的，多只笼统称之。秦汉以来始有品种之分，《齐民要术》所辑《广雅》《广志》就有龙肝、虎掌、羊骹、兔头、狸头、缣瓜、蜜筒、瓜州大瓜、青登等20多种。其中既没有近似“西瓜”的名称，相关记载也未见有明确可辨的西瓜性状。
另外，还有新的说法，说我国西瓜始传疆省的说法是于史无证的。
西瓜这个物种，首先是原产于非洲，然后埃及、中东等地首先引种，然后分南北两路向亚洲大陆传播。中亚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是亚洲最著名的西瓜产地，可视作亚洲西瓜的发祥地，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史家记载花拉子模西瓜盛产的最早时间，相当于我国中唐，实际兴盛的时间应该更早些。
基于辽太祖西征至浮图城的错误说法，从中亚花拉子模到我国新疆，再到我国东北辽上京，三个纬度基本相同的地方，在九世纪早期到辽太祖西征之十世纪早期的一个世纪内，完成了西瓜的接力东传，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
但很多人都说这一说法远不可靠。《突厥语大词典》有甜瓜、黄瓜的词条，虽然提到西瓜，却没有西瓜的专门词条。所谓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西瓜种籽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疆省地区出现西瓜的明确记载是元人《长春真人西游记》，时间已是十三世纪早期，此后疆省境内的西瓜一直乏善可陈。不仅是疆省，乃至西北诸省区，并未有盛产西瓜的任何记载，甚至有“陇以西无西瓜”的说法。
其实说白了，西瓜对水分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虽然西瓜的生长，土质疏松甚至沙地最好，但这并不代表西瓜就不喜水。西瓜比较特殊，是既要根部有很好的呼吸空间，又要有足够的水分滋养，而不像哈密瓜之类硬皮甜瓜耐旱。西瓜又是鲜食水果，水份含量大，不耐贮存和运输，大面积种植需要相对集中的消费人群。而西域地广人稀，消费人群分散，很难大面积种植和持续发展。
所谓唐五代我国新疆地区已经盛产西瓜的说法于史无征，不足取信。
而越过疆省，西瓜从中亚直接东传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回纥故都一带，应该是一种很特殊的情景，需要异常的机缘和方式。
许多人认为最合理的可能应是中亚摩尼传教士直接将西瓜种子从中亚带到漠北回纥牙帐所在的鄂尔浑河流域，在那里生根传种。
摩尼教因其崇尚明月光明，又称明教，大约公元六至七世纪进入东亚。唐武后延载元年正式传入华夏，最初在唐朝的传播并不顺利，开元二十年朝廷曾明令禁断。而漠北回纥却对其情有独钟，如获至宝。唐代宗广德元年从唐引入，尊为国教，前后持续近80年。这是摩尼教传入东亚以来最受宠遇，也是漠北回纥最为兴盛的时期。
摩尼教主张食素，崇尚瓜类食物，认为“瓜当中的光明分子特别多”，“特别是西瓜和黄瓜，认为光明分子集中在这些瓜当中”。
西瓜是当时中亚地区新兴的瓜果品种，应该受到摩尼传教士的重视，而盛产西瓜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又正是当时摩尼教会中亚教团所在地。这种地缘上的巧合，使中亚盛产的西瓜与摩尼教信仰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恰巧此时漠北回纥汗国尊摩尼为国教，无疑是西瓜东传蒙古高原的天赐良机。摩尼教戒肉、奶酪，这些饮食方面的严格要求对回纥这样以牛羊肉、乳为主食的游牧、狩猎民族来说，无疑极难遵守。
不难想象，为了报答回纥汗王的宠遇，吸引更多的游牧信徒，摩尼教团定会卖力地将中亚地区盛产的西瓜引送回纥核心地区。史载当时教职人员频繁往还于两地之间，应是西瓜种子东传最为切实、可靠的机会。
高昌故城发现的细密画残页，描绘的是摩尼教庇麻节场景，现藏德国柏林。
庇麻节为摩尼教最重要的节日，每年3月举行，为纪念摩尼教创始人摩尼殉教而设。图中央置有台案供奉食物，其中三脚金盆盛有瓜果，底层为三个黄色甜瓜，中为紫色葡萄，最上层为一绿色黑纹西瓜，可见西瓜在摩尼教徒心目的重要地位。
漠北回纥鄂尔浑河谷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有农耕生产的基础，彼时人口稠密，工商业云集。
这样的情景与中亚花拉子模和布哈拉、撒马尔罕所在的阿姆、锡尔两河间河谷沃地十分接近，纬度也不过高，正是西瓜这类不耐干旱、不耐贮运之鲜食水果得以种植传播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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