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丧失了农业技术在内的罗马时代诸多宝贵遗产之后，古代农田水利设施的崩坏，让天灾变得不可抵抗。为了争夺更多的生存资源，野蛮人诸侯之间的征战和破坏。毕竟以战争和抢劫为荣尚的法兰克人，是不屑于从事那些卑贱的农活。
于是频繁饥荒和战乱，以及饥荒之后的大规模疾病和瘟疫，在暗黑中世纪成为一种常态，而古代医疗技术失传和被教会毁灭的恶果也在显现，病人只能从修道士手中寻求帮助，在名为虔诚考验的祈祷中等死或者自然痊愈；长相丑陋或是了恶性疾病的人，甚至会被当做邪魔上身而受到严刑折磨，乃至火刑净化。
直到数百年后，古代希腊罗马的医术成果，从阿拉伯世界重新流入，欧洲的医术才有所发展。
而受到冲击最大的无疑是古罗马版图上残留下来的那些贫民和自由人，他们微博的个人经济实力，无法应付大范围的灾害和战争，为生存而不得不举家带口连同时代耕作的土地，投庇某位贵族领主的名下，以农奴的身份获得一份勉强得以存活下去的微薄活计。
教会则欢欣鼓舞的利用这种机会，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在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的垄断性的地位，并将之称为上帝的考验和试炼，通常能通过这种虔诚考验，都成为教会的附庸和底层基石，而没通过的自然早被饿死或在疾病和灾害中悲惨的苟延残喘等死，于是那些顽固的地方原始信仰和多神崇拜也开始消亡和萎缩。
这种情况下，关于改革变通的强烈呼吁，在遥远的东方教会中兴起
《中世纪教史：东方正教运动始末》
作为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
加洛林王朝是靠武力维持的庞大王国，就人种而论也极其复杂，它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却包括许多不同的民族和部族，除主要成分法兰克人和罗马人外，还有勃艮第人、萨克森人、伦巴德人、巴伐利亚人、巴斯克人等等。
这些民族语言复杂，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极不一致，各地之间缺乏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加洛林帝国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个没有基础的不巩固的帝国。
同时，八世纪以来实行的采邑制，虽然曾一度起了加强国家统一的作用，但采邑制本身也隐含着离心力量，随着封建化的深入，更造成王权薄弱。
法兰克贵族主要来自国王的亲兵和随从，为了酬答战功和继续取得支持，国王赐以大片土地。一部分法兰克贵族在国王宫廷和地方担任官职。高卢-罗马贵族凭着所受到的较好的教育和保存下来的统治经验，不但独占高卢教会的教职，而且分享一部分宫廷和地方的官爵。
此时，自由农民还保持相当数量，包括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人，他们享有人身自由，一般只占有小块土地。他们在战时构成法兰克军队的主体，在军队中有时还可以行使一下传统的民主权利。
我们在史书中看到洛塔尔的战士强迫国王对萨克森人进行战争也看到希尔德贝尔特二世的部众反对国王与希尔佩里克修好，并对为国王出谋划策的埃吉迪乌斯主教进行攻击。这仍是从前的军事民主制的遗风。
但是战争也使得自由农民的处境日渐恶化，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逐渐地丧失其人身自由。
构成法兰克社会中被统治阶级的非自由人，包括隶农、半自由人、农奴和奴隶。我们从格雷戈里的书中只看到关于后两类人的记载。农奴和奴隶听任主人随意转让，任性驱使。希尔佩里克国王将女儿远嫁到西班牙时，征调大批农奴随往服役。格雷戈里在书中以一段感人的笔墨描绘了这幅生离死别的景象（第六卷，第四十五章）。至于劳辛一类的小暴君，对于农奴和奴隶的虐待，就更加惨无人道（第五卷，第三章）。此时的奴隶为数仍然不少。法兰克贵族也和高卢-罗马贵族一样地蓄养奴隶。奴隶的处境更加悲惨。弗蕾德贡德王后本人犯下谋杀罪行，却把一个奴隶送去抵罪。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法兰克诸王向百姓征课重税，地方官吏勒索骚扰，而当战争之际，军队烧杀抢掠，为害更烈。对此，广大居民奋起反抗。格雷戈里在书中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例如特里夫斯、利摩日的居民反抗重税，攻击税官；香巴尼居民驱逐温特里奥公爵，昂热居民驱逐提奥杜尔夫伯爵；图卢兹居民惩罚肆行骚扰的贡特拉姆军队；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到了加罗林王朝，繁重的军役和赋税成为村庄公社社员的法兰克平民的沉重负担。占有三至五胡菲土地（约12-15英亩）的人，都有出征义务。完全没有土地但占有价值五个索里达（银币）动产的自由人，也必须每六人出兵一人，其余五人各出一索里达，以资助出征者。
因为出征战士要自备半年军粮，为逃避军役，社员成批地或整村地被迫向教会和世俗封建主请求庇护。据记载，仅仅在帕维亚，一次就有6000人字教士的见证下，成为受领主庇护的私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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