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开始的朱元璋，没有能力直接用军力去打败这些海上的力量，那个时候的明朝刚刚立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这些海上的敌人，甚至国家内部连几个海船都没有，条件不允许的话，朱元璋就只能采取这样保守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了。
看起来他的选择有些过于偏激，其实还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与内地断绝了联系之后，很多张士诚的旧部就已经没有资源来维持自己的势力了，之后也就不断衰败了下来，后来朱棣有了力量，就能够直接把这些敌对势力给消灭掉。
此外，朱元璋这么做也是为了要给国家减少一些麻烦，那个时候大明朝和外部的交往也是越来越多，有不少的国家也盯上了富庶的明朝，都想要趁机来和明朝打交道。对于朱元璋来说，和这些国家打交道还太早了，明朝刚刚走上正轨，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内部发展。
过早与外部进行接触，反而会使得外部的势力对国内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他选择放弃交流，也给国家打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朝也能够稳定恢复，再加上国内还有不少的残留问题没有解决，朱元璋没有功夫去理会国外的这些问题，自然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省去一些麻烦才最好。
所以才有片船不得下海的律令，至朱棣让郑和七下西洋，一是宣扬大明国威，二是寻找朱允文，后来逐渐停止了，是因为大明是陆上强权，一向认为海洋非富饶之地，不足为凭，这才逐渐退出。
但是时代是发展的，利之所至，是不可压制的，所以才会有大规模走私和倭寇之乱，这倭寇吗？有句话叫十倭九假，都是明人假扮的，至隆庆开海，似乎是众望所归，压不能压，月港年入三万，这是天子南库，但随着丰田秀吉入侵朝鲜，海禁又起。
自从打败丰田秀吉后，月港逐渐开海，但收入并不见涨，万历也就只致不高。
这时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而在华夏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后来的郑芝龙，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数量就号称多达千余艘，与上面的数据对比，事实证明，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譬如南宋每年海贸收入最多时也只有数百万贯铜钱。而后来的大清罗伯特·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米柱就在考虑，如何弄得这海关权，以后大明就无忧了。
不过这并不容易，江南士大夫豪强们一方面反对开海，另一方面又把严格执行海禁的封疆大吏朱纨迫害而死。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本朝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大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江南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这是他们的蛋糕，如同山西商人的关外塞外走私之路，谁动谁死。
米柱借助于大明皇家银行、米利坚商行身边是聚集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是有资格和这帮人扳手腕了。
米柱的锦衣卫海上北镇抚司，其实是大明海关的雏形，一旦成势，向前可以令片板不得下海，向后可以围堵走私，月港年税才三万，这也太侮辱人智慧了，就三万，还天子南库，仿佛占了多大便宜似的，万历就是不想让人当猴耍，这才干脆禁了，如果这些官商们给他一个枣，让利三十万，也可以打动这贪财的万历皇帝呀！
但这帮人，那是吃独食，一个酸枣都不让人吃。
现在好了，米柱来了，他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让这帮蛀虫，吃独食，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大明亡了，他们无动于衷，宁花万两购一名妓，不愿捐百两助响，最终鞑子来了，特他们杀个精光，抢个精光，最终便宜了鞑子。
与其便宜鞑子，不如便宜我。
“你笑得好阴险！”杨如花道，她一边说，一边打开窗子，冰冷海风灌入，米柱拉紧了皮裘，说道：“你在说什么？”
杨如花道：“又在想怎么祸害别人了？”
米柱道：“本官乃大明安全长官，居安思危，为皇帝陛下翦除内外之敌，这是份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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