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绍率军，进入了雁门。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样的诗句，可谓是军队目前的生动写照。
大捷的兴奋过后，薛绍麾下这支军队劳师远征常年不休的疲态，已是尽显。所有人包括薛绍本人在内，无不感觉体力透支精神颓丧，极度的虚弱与无力，对家的渴望也达到了顶峰。
人毕竟不是机器，行军时的艰苦跋涉，临战前的紧张与压抑，战场上的奋死拼杀和流血负伤，极大的消耗人的生命力。身处战争当中的时候，将士还能在严格的军纪要求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之下支撑得住。真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这样的极度疲惫和严重透支才会迎来真正的大暴发。很多人在大战结束之后无缘无故的大病一场，或是负了小伤的人伤情突然严重恶化甚至死亡，或是有人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影响以后的生活（战后心理综合症），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这也正是薛绍抢来赵义节这一支生力军的用意所在。自己的军队必须要停下休整。从雁门到京城，接下来会有很多事情要指望这支生力军去办。
千骑使赵义节虽然他没有像薛楚玉一样常年跟在薛绍的身边，但他一直都是薛绍直嫡心腹，是薛绍埋在禁军当中的一颗重要棋子，具有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虽然这枚棋子现在被人抛了出来远离中枢难以发挥预想中的重大作用，但他拐携了八千兵马，在薛绍最需要他的时候重归麾下，一切又显得那么的完美。
王孝杰从来不怕得罪人尤其不怕得罪薛绍，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阿史那忠节一向很聪明，尤其是当他夹在薛绍与王孝杰中间的时候。这两个人在薛绍面前，常年的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配合默契到天衣无缝。在外人看来薛绍和王孝杰简直就是仇家，阿史那忠节就是夹在中间的苦命和事佬。
其中真正的默契，恐怕还真的只有薛绍、王孝杰和阿史那忠节这三个人才能心中有数。
薛绍和王孝杰必须是仇人，这是皇帝的需求，是政治的需求。平常斗一斗狠争一争风，战场上抢一抢军功夺一夺兵马，这种事情对薛绍和王孝杰来说，就如同上朝的臣工每次都要山呼“吾皇万岁”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程序。
但薛绍和王孝杰又必然是同仇敌忾的袍泽，惺惺相惜的英雄，关键时刻相互帮衬的铁竿哥们。这一点，不需要理由。
世人皆知王孝杰是个粗人，连俯瞰天下洞察人心的女皇也一向如此认为。只有薛绍和阿史那忠节知道，他其实是个妙人。
所谓雁过拔毛，阿史那忠节将要离开雁门的时候，薛绍还从他身边掳了一个掌书记过来“借用”。至从刘幽求、苏味道和钟绍京这些人分别高就之后，薛绍就感觉身边就没有了用得趁手的笔竿子。这对一名主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军队里每天有大量的文书往来，不时发出很多的军令，时常还要给朝廷上表。笔竿子不趁手就得主帅亲自操刀事事躬亲，上次给王孝杰写封信就折腾了大半夜，简直心累。
被借来的这名书令使大有来头，他是武则天曾经亲自主持的科举殿试中，制科考试的头名，张说。
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文豪，与苏颋合称“燕许大许手”。他还是历史上开元盛世的著名宰相，与开元贤相姚崇宋璟可以齐名。
但是现在的张说还只是一名刚刚走上仕途的新人，在朝中担任“右补厥”这种可供批发的职务，被安排在张昌宗的主持之下编著《三教珠英》，曾一度被人视作二张的党羽，御用的文人。后来张昌宗死了，他的编书工作一度陷入尴尬，自己也身不由己的搅入了一些朝堂的风波之中。张说是个聪明人，他不想留在朝中当枉死的炮灰，于是主动请缨跟随王孝杰率军北上，成了这个大老粗身边的掌书记，专耍笔竿子玩。
薛绍看中张说的地方，除了他的一笔好文章和能办实事的干练，最重要的还是他了解许多朝堂的内幕，尤其是关于二张的事情。这些恰好又都是薛绍率军离朝之后，所不知道的。
并且，张说很识时务。薛绍大腿刚刚一伸，他就毫不犹豫的抱了个结实。他把薛绍想要知道的一切，全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了他。其中就包括张昌宗之死的真相。
妖儿。
提到妖儿的时候，薛绍的心里很是一悸。这感觉就如同拿针，往他的心里飞快的刺了一下。
“张昌宗，死得太便宜了。”
妖儿是薛绍的一块逆鳞，朝中很多人都知道。但他们两人具体是什么关系却很难说得清楚，张说当然也不知道。
“妖儿在我心中，就如宁晋，霓裳与安邑。”薛绍主动挑明，说道，“他们可以对负薛绍，怎么样都行。但敢伤我女儿……哼！”
一个“哼”，让张说这个头回走上战场的仕子感觉浑身发冷，冷到骨头里。他仿佛看到如有实质的血色杀气从薛绍的身上喷薄而出，铺天盖地，有如千军万马杀奔而来。
此刻张说无比庆幸自己离开了朝堂，离开了二张。否则只需要薛绍的这抹杀气稍稍有个不留神，自己就会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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