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稷下学宫论学的头一天, 无数双眼睛关注着这座宏伟的殿堂。南北两国的读书人加起来有近百万众，但能参加这场盛会的不过万分之一，更多的人只能等着报纸的报道——也亏得有报纸的存在，才能让天南海北的读书人目光聚到同一场盛会。
已经致仕的兵部参政朱敦儒居洛阳老家里，这位稷下学者今年已经七十五岁, 上一届还去杭京参加了学会，今年却是被儿孙们硬劝住了, 生怕他老人家在路上有个好歹。朱敦儒只能戴着金属腿老花镜看报纸过瘾, 一边看一边感叹，“胡文定（胡安国谥号）后继有人呀。”“名枫山后生可畏呀。”……
杭京城外的一座田庄里，已经八十岁的前司农寺卿陈旉躺在院里的椅榻上，听孙女陈文慧读报纸，听完微微点头, “形而上下，强德利器，中慧说得好。不可缺一呀。……大公党，天下为公, 道心不能丢。卫国师还是急功近利了些。有中慧在, 甚好。”
他呼吸着从田野方向吹来的带着几分泥腥味的空气，又闭上眼叹息，真想再有十年啊, “……亩产六石还是太少了。”
在稷下学会结束的半月, 这位一生都致力于农学和躬耕实践的学者带着遗憾辞世, 临终前对名可秀笑说：“中慧, 你要活久点。至少，亩产十石了再下来告诉我们。”名可秀忍着悲痛笑说：“好。”其后，名可秀从自己的商会股利中拿出资金成立了“陈旉农学金”，资助有志于农耕技术和农学研究的读书人，并奖励他们的成果，后来农学成果奖从陈旉农学会脱离出来，立为稷下诸格物奖项中的“稷下农学奖”。这是后话不提。
因为父亲病重而辞任的朱熹正在徽州婺源的老家为父亲、前吏部侍郎朱松读《稷下学报》，读完安慰父亲道：“观稷下学会之论，大宋应该不会走扩张霸道之路。吾辈士人，当以道为责，择善而固执，不因路艰而移志，不因物欲而迷心。父亲不必担忧。”朱松艰难地说话道：“心不可易……有心，方不为术所役。学问要做好。人不可浮躁。国亦不可……浮躁。汝辈，五峰，籍溪……看着……”朱熹含泪，“是，孩儿会转告五峰、籍溪先生，清涤士心，一生不缀。”“好。”十月，朱松逝去。
稷下学宫的王霸之辩在大会的第二天继续。
不过，今日的论学主要是听经台上的学子和学者们提问。
每个听经台旁边都有从京城各大学校筛选出来的志愿者担任会场服务的引者，将提问的纸条递到主持学会的谯定案上，由谯定宣读问题，再由纸条上指定的稷下学者回答。
这种方式有助于台下的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论题，而听经者的提问也让台上的学者们对论题思考得更全面。
谯定将提问控制在上午场结束，下午场开始学会的第二大论题。
登上主讲席位的学者穿着庄重的玄衣玄裳，不是稷下学者。
谯定已经介绍了他的身份：西川路大法司冯时行。
西川路是宋周共治路，因为共治，思想比较活跃，这二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有名气的学者，冯时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谯定的学生，精研易学，妙的是他将易学应用到了刑事断案中，当年在淮北、河南提点刑狱职任上时被誉为“没有冯提刑破不了的案子”。三年前他调任西川路提点刑狱，至今年初，西川大法司李光因年事已高卸任终身制的大法司官，推荐德才兼备的冯时行接任此职。
冯时行上台论讲的主题就跟一桩案子有关。
此案是去年十月发生在绵州的一桩“杀夫案”。
案情是这样的：
绵州某村的一个老光棍刘大，从邻村聘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在喝醉酒圆房的晚上被小媳妇用菜刀砍了五六刀。县衙很快抓到了逃跑的小媳妇齐氏阿湖。这小娘子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又刚死不久，叔叔嫌她是累赘，就用四担粮食的聘礼卖给了刘大。刘大比她大三十多岁，阿湖不愿意，但反抗没用，就来了个月黑刺夫。
阿湖力气不大，心里又慌，刘大虽然中了五六刀，却都是皮肉伤。按说这种伤情，判罪不会太大。但是，根据《宋刑统》，阿湖弑夫，属于十大不赦之恶罪，按律应判死刑。
于是县尉想也没有想，就定成了死罪。
不过大宋刑法秉承“慎刑”原则，对死刑制度规定得严密复杂，地方官府是不能擅自执行死刑的，县衙判定罪犯死刑后，必须将卷宗递至州一级复核，州级再送达路级司法主管衙门（提点刑狱司），最后送到中央——先由刑部、大理寺审核，大理寺过了之后，移呈御史台监法院，监法院审核完毕报送帝国最高权力机构——政事堂。由政事堂两位宰相加上超过半数的参政在审批表上落笔签押后，死刑才算正式定了。
因此判决的卷宗呈到了绵州知州方季淮的公案上。
方季淮的父亲是前任刑部参政方显朴，受家传熏陶，对法律条文当然十分熟悉。
方季淮一看，马上断定阿湖的婚姻不合法：其一，母丧未满，在母丧期间，不得进行婚嫁；其二，按大宋《婚姻法》规定的最低婚龄，阿湖未满十五岁。而阿湖的叔叔将她嫁到刘家，这桩婚约不仅无效，还违法。所以，阿湖不能算是刘大媳妇，对刘大来说是一个普通人，不存在杀夫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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