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固然需要成功需要金钱，但更需要认可和尊重。在古代，商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甚至连农民的地位都不如。明朝时对商人的服饰有严格规定，商人只能用绢、布，而不得用衣绸、纱之服，如果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买卖，全家的衣着就跌入商人的行列，不能再用绸纱做料子了。农民戴斗笠、蒲笠，可以出入市井，包括商人在内的不事农业的人不许穿戴。到明武宗时，又增加一条禁令，商人与贱民仆役、倡优不许穿用貂皮大衣。
可见在古代，作一个成功的商人有时还远不如一个贫穷的农民幸福指数高。而且商人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由此就封死了上升之路。
当然，古代对商人压制和歧视也是因为时代的局限，并不正确，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忧国忧民的巨商。许多商人为了谋取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心中既没有敬畏之心，又没有制度的约束，不择手段只为赚钱。
改革开放以来，商人的地位得以飞速提高，甚至上升到了全民皆商的高度。或许是以前受到压制太久的原因，又或许是相关制度的缺失，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文化不高但胆子够大的开拓者率先下海经商，凭借胆大、心细以及制度上的漏洞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富翁。
然而第一批富裕起来的商人，却没有回报社会的觉悟，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然后再利用手中的财富和渠道更加变本加厉地掠夺资源和财富，由此，也让整个社会对商人的观感一落千丈，称呼他们为暴发户和土财主。
时代发展到今天，作为在富裕家庭成长的富二代范卫卫，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第一代富人的烙印，尽管说来范长天还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商人，不是土财产，但迅速积累的财富还是让他心态稍有失衡，再加上缺少儒雅和深厚的底蕴，就有了唯金钱论英雄的偏激。
或许也和深圳的年轻以及成长过快有关。
在深圳长大的范卫卫，又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过多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又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推崇金钱至上的理念，商深越来越发现，他和范卫卫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有太明显的差距和太多的分歧，就算现在还在一起，怕是也会渐行渐远。
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想起这句一直在耳边回响的话，商深无奈地笑了，抬头看到在夜幕中闪烁紫光的拐角遇到爱的霓虹灯，他深吸了一口气，拉开车门坐到了车上。
“走。”
“去哪里？”徐一莫早就上车了，她没有打扰商深，任由商深一个人凭车临门，她知道商深需要安静需要思索需要自己解开心结。
“回家。”
“我还以为你要去后海或三里屯狂欢，以大醉一场来纪念逝去的爱情呢。”徐一莫嘿嘿一笑，发动了汽车，“我不但是你的助理，还是你的司机兼心理疏导师，你只给我开一份工资，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商深摸着鼻子笑了：“工资问题我不负责，你想加薪，请找崔涵薇。”
“说真的，你和薇薇什么时候结婚？”徐一莫身材小巧，坐在宽大的吉普车内，显得格外玲珑，不过她开车的姿势却也优雅从容，轻轻一打方向，驶到了主路之上。
“不知道。”商深有些累了，靠在座位上，半闭着眼睛，“直觉告诉我，范卫卫不会善罢干休。”
“你假装输给了毕京，就已经明确地向范卫卫表明了态度，是不想再和她重归于好了，她还能怎样？”
商深又睁了眼睛，扬了扬手中的手机：“我欠她太多。在德泉的时候，她为我丢了一部手机。到北京后，又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号码也是她选的，再加上她明里暗里送我的钱，总数应该在两万以上了。”
徐一莫虽然不知道其中的细节，却也知道商深不是一个贪财之人：“钱还不好说，还她就是了，你又不是没钱。哎，我说商哥哥，你到底有没有计算过你现在身家是多少？”
“我想还，她未必要，她手中有我打过的欠条。她也说过，她要让我欠她一辈子的情债。世界上最难偿还的是人情债和情债，人情债还有还清的时候，情债却永远无法还清。”商深无力地摇了摇头，又想起当初范卫卫立下字据时的情形。
范卫卫清脆动人的声音依然在耳边回响：“今借给商深人民币一万元整，如果商深和范卫卫一直相爱，利息就是每天在一起的时光。如果商深不爱范卫卫了，他永远欠范卫卫一万元的高利贷，利息就是每天的思念，还款期限是一万年！立字人，范卫卫、商深。”
“我的身家也没多少了，不值得一算……”商深现在对他到底拥有多少财富，没什么概念，也没有兴趣去计算。
“我帮你算算。”徐一莫的心思很简单，她不想让商深输给毕京，毕京哪里有资格和商深相提并论，她摇头晃脑地算了起来，“我上次听蓝袜说有风投对意向投资公司，500万美元的投资，持股百分之三十，那么就算你的股份被稀释，也会有将近50万美元的身家，按现在的美元汇率计算，约合400万以上人民币。只此一项，你就秒杀毕京了。毕京还以为他可以赢了你，哼，自不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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