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闱在即，又到了全国各地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最终决战的时候了。这北京城经历了新年之后，又一次变得热闹了起来。
如今，崇祯朝的科举，在天子登基为帝第一年便发生了改变，三年一试便成了五年三试，策论成为考试内容中重要的部分。如何根除流寇和女真，成了每年逃不开的话题。
每一年，崇祯帝都盼望着能冒出个卧龙凤雏，能帮助他坐稳江山，但此前四年的前三名都让他大失所望。都是些停留在四书五经的读书人，正应了那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今年的科举进行的同时，还有一项新增的考试，继“科举”“武举”之后，“匠举”随着匠户制度的产生，应运而生，凡在各省匠学研习满三年，而后在省匠举考试中，前三十名来北京参加“匠举”。
全国匠举考试中，暂设“火器科”“水农科”“纺织科”，每科取一百人，各科前三名为天字工匠，前二十名为金字匠，前五十名为银字匠，前一百名为铜字匠。另外，若有重大发明改进的工匠，无须参加匠举也能封匠级。
匠举制与匠学制，这样一项极富创造性的制度，给了底层百姓除了读书以外的另外一种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也及时进一步减缓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大爆发。
宋应星这两天是忙坏了，第一年参加的匠举，大多是京师乃至全国各地资深工匠。这些工匠无论是地域还是年龄跨度都极大，大部分工匠还不识字，还要安顿他们。这可是忙坏了天工院的官员们，宋应星不禁感叹英王的先见之明，怪不得要求各地匠学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要叫学徒们识字。若是来参加考试的工匠都会识字，他的工作可是轻松多了。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收支还算平衡。
由于去年，崇祯开始加收江浙闽广四沿海省份的商税，商税定额从三十取一到十五取一。正月以来国库收入一个月便增收商税近四十万两银，极大的减轻了财政负担，这还是存在各级官员贪污的前提之下。
崇祯上台之初，定下农税定额，直接在各地立下石碑，除定额农税外不得有其他杂项，若有杂项，直接上报北京。这起初效果确实很好，但随着战事不断，财政越来越吃紧。随后便开始了全国性的军屯清查和兵员，核减了许多空户，也算是省钱了，但不是不够用。
如今也只有增商税的的法子，历史上的崇祯不敢做，但张家民敢！作为始作俑者的周延儒，虽然得罪江南财团下台了，但财政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是真的，使得他在那些为国的正直大臣中有了巨大的威望。首辅温体仁也因为做好了收税工作，深得皇帝之心。
作为增税的回报，崇祯放宽沿海四省，私人办手工工场的限制，免除了一些毫无缘由的杂税、关卡税，也使得商人们少了些怨言。
崇祯五年二月，天子谕令“凡江浙闽广四省之商贾，既承增税之担，则政府当为之盈利行便，可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
这背后的推手当然是，如今在案前头疼的英王朱由思喽。
“这天下的帐是算好了，我这偌大的英王府该由谁来算账呢。”朱由思看着眼前英王府每个月的账单头疼，虽然已经命王典横排从左至右书写，但王典交过来的文案还是十分混乱。毕竟王典虽然读过书，但他一个小小的太监，要管整个王府的账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王典，你这记的，我是真看不懂。你就告诉我，这个月收入多少，开支多少，结余多少？”
“回殿下，圣上每月拨款一千两银，加上京郊圣上又赐予殿下的良田五百亩的田租，每月可得二百五两银。全府上下护卫佣人等月例支出三百两银，日常物资采办花费一百两银……”王典念着账本，好像小和尚念经。
“好了，你不用念了，账目本王向来懒得管。王典，如今，这王府上下还没有比你更适宜管帐的。他日，若有更适合的人选，本王一定换了你。”朱由思扶着额头，有些烦躁。
听着朱由思说着想要换人做帐的话，王典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开心，讨好地说道：“殿下，奴才实在能力有限，还是让奴才跟着您，为您遮风挡雨来的好。”
竹里馆，琴馨正算着二月以来的账目。由于春闱的原因，这段时间，来竹里馆的客人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是各地的士子，尤其是山西的士子，大多汇集在竹里馆用餐。一来是，同为山西人的傅家，开的竹里馆早已经是名声在外。二来是，这才子爱佳人，竹里馆有个貌美老板娘，年方二八，尚未婚嫁的消息已经是传遍了士子当中。许多人都是为了一睹琴馨姑娘的风采而来。
有一个人相比其他高谈阔论的士子，显的有点不合群。一个人点了些花生米和半两烧酒，独酌了起来。纹理麻密的木桌上散着零碎的花生米，东一堆，西一堆。
他的面前，突然坐下来了一人，端着一盘熟牛肉和一壶酒。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的年轻人放好东西，径直坐了下来。
“敢问阁下，这是何意啊，莫不是要请我喝酒吃肉？”喝酒的人，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看似要闹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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