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上海最后十天，在一片平静中渡过。
英日两方都忙着在做战争准备和拉拢盟友。在南中国，英国人和日本人对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桂系送出了一批武器弹药，然后开出了一堆的空头支票，妄想拉拢这两路军阀加入对红军的“干涉军”行列。
陈济棠再度象从前应付日本人时那般，表面接过英日两方送来的大笔“军援”和“开拔费”，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军事行动，私下里，他公开地对手下说，自己绝对不会做民国的吴三桂。
而李宗仁白崇禧领导下的桂系，则更奸滑一些。他同样本着不拿白不拿的原则拿过英日两方送来的好处费，然后暗地里却和红军上层商量，然后双方大放鞭炮在彼此的控制区交界处“假打”了一番，算是对英日两国的应付。
而在中国北方，日本人同样也在大作活动，但是张学良，阎锡山，韩复榘这几个实力派军阀都保住了民族底线。但是在英日的压力下，他们和陈济棠、李宗仁类似，都没有加入红军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唯一的问题是，孙殿英和石友三这两个暂时归属张学良指挥的兵头，这两个抗战史上有名的汉奸将领，一旦日本人从东北入关侵略中国，他们的再次叛变投敌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在六月的最后十天里，红军也在进行着大战前最后的准备。
这段时间，几艘来自苏联远东的货轮，在上海靠岸，运来了新一轮的装备：一批苏联产的T37坦克和I16战斗机，以及打着国际纵队名义的战斗机飞行员。而德国方面，汉娜派人送来了更多的FW90、HE51两款战机和，以及150毫米的重炮。只是这回，两方的“援助”都是要红军掏出真金白银购买。而美国方面，一方面叫嚷着支持英日对华干涉，另一方反而加快和红军大做生意的动作。他们虽然宣布对华进行军火禁运，但航空燃油和造炸药需要的硫酸之类的军需化学产品的供应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加大了销售量。
苏联人原本想把新生产的I16战斗机卖给红军的，但被红军上层借口不原意增加后勤负担拒绝了。主要原因是I16虽然和FW90互相借鉴，但德国人的制造工艺要比苏联好太多，那些在德国和苏联秘密培训的飞行员在飞过两种飞机后，都一致认为FW90的性能要好很多。
驾驶I-16进行起飞和降落皆非易事，除了起飞时要搞动那手柄去收起起落架，而当降落时由于I-16的起落架避震不良，经常在跑道上不停弹跳，有静不稳定之父的外号。I-16的操纵翼面皆无配平，若在飞行时发现机身不平衡也只能用飞行员自己的气力去平衡机身，等到落地后才能告知地勤调整——不注重人机工程，对操纵者不友好，这是苏式武器最大的毛病。
这两年苏联和德国关系回暖，在双方的秘密交流中，彼此都得到了对方设计的飞机样本。这两款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引进美国同种型号的普惠发动机技术后的产品，只是德国人由于材料学和制造工艺上的优势，同样的技术，德国人以此为基础再开发和改进，造出了更好的航空发动机。
相对于原型发动机，FW90改进之处在于仗着材料学的优势，发动机气缸能造得更薄更轻，而仗着德国人在机械加工方面的优统优势，风冷式散热片同样也能车得更加单薄轻巧。在发动机体积重量不大变的情况下，将其功率由最初的700马力提升到750马力，并延长了最高功率的工作时间。
同样的，汉娜也不怕苏联人仿制FW90，因为他们没有德国的制造工艺和更好的材料配方，强行仿制FW90反而失去了苏联式武器特有的长处优点——还是那句话，任何国家武器装备的性能特点，都是设计师根据本国的国情和使用战术而采取的针对性设计，盲目地模仿他国极不可取的。
卖给红军的陆地用的FW90战斗机，相对于海军版，最大的改进是截短机翼，以增大翼载降低机动性为代价换取更高的速度——在1935年时，各国空军受制于一战思路的影响，还停留在双翼机时代，各国战斗机的设计机思路，翼载达到150公斤就被认为是极重的了，一百公斤左右的翼载，在那时也不过被认为是“马马虎虎”而已。
而到了单翼机时代，150公斤的翼载，则会被称赞为“机动性能极其出色”战机——比如喷火（喷火随着改进型不断地推出，翼载也是不断加大），比如零式（120公斤左右）。而被称为二战最好的战斗机的P52野马，翼载则在180公斤到200公斤之间。
而身为穿越者的林汉和汉娜，深知加大翼载才是未来战斗机的发展方向，在林汉追求速度的要求下，谭克博士大胆地截短机翼增大翼载以换取更高的速度。卖给红军的这批陆基版的FW90，在加装防弹坐椅，无线电台后，标准战斗状态下，翼载已高达170公斤。（海军版的飞机和陆基型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考虑到在航母上降落的难度，所以海军用的飞机普通翼载较低，以降低飞机起降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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