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议上，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请奏，考虑到中央财政危机，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请调十万北军镇戍京师。又请奏，为在缓解中央财政危机的同时确保国内局势的稳定，恳请中央考虑实施“与民休息、轻赋薄徭”之策。
中枢大臣们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有限的中央财政是用于建设中央稳固京畿，还是用于解决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危机，这随即就牵扯到其他一系列国策和政策，最终还是归结到集权和分封的矛盾上。
始皇帝是坚持集权，既然暂时无法控制整个中土，那就首先牢牢控制大秦本土疆域，这其中透露出中央的无奈，中央正在失去对关东区域的控制，而直接原因就是国力的严重不足，财赋的严重匮乏。
“分封”贵族集团虽然支持“轻赋薄徭”，以此来截留地方财富发展自身实力，但因为武烈王再一次在军权集中上让步于中央，导致关东地方势力明显感受到了来自中央和大秦本土的威胁，所以坚持北伐，坚持进行地方恢复建设，以此来持续损耗中央财政，遏制中央权威。
大朝议上，武烈王对“集权”贵族集团和“分封”贵族集团做出了严正警告。
“集权”贵族集团虽然在财政政策上做出了让步，愿意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但这一政策的实施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于是必然牵扯到中央权力的“下放”。
权力和财富是相辅相成的，“让利于民”的同时，权力必然“下放”，这进一步威胁到了中央集权，所以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在权力的“下放”上设置重重障碍，由此导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和激烈，并直接影响到了地方贯彻实施“轻赋薄徭”的财政政策。
“分封”贵族集团不但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权力”。现在中央不愿意下放“权力”，那么必然造成地方郡县在实施新政策的时候，与中央形成冲突甚至对抗，这肯定会加剧地方形势尤其是关东地区形势的动荡和混乱。
始皇帝和中央得到了武烈王等军队统率们在武力上的全面支持，所以他们绝不让步，即便地方上叛乱不止甚至割据自立，中央也不能在这一根本性的国策上做出妥协。
“分封”贵族集团则联合地方封王、地方郡县官长向始皇帝和中央施压，要求获得更多的“军政财”大权，而他们所采取的策略，还是把矛头对准武烈王和北疆武力，试图利用军队里的军功贵族对北伐的强烈渴望，来挑起武烈王和始皇帝之间的冲突。
宝鼎不得不帮助始皇帝和中央强行压制“分封”贵族集团及其所支持的地方势力。
宝鼎警告始皇帝，国内危机已经超过了来自大漠外虏对中土的威胁，当务之急是建设中央加固大秦本土的稳定，目前情况下继续压制地方势力攫取更多权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加剧国内危机，把帝国形势推向更为恶劣的险境。
同时，宝鼎也警告“咄咄逼人”的地方势力，始皇帝和中央已经意识到地方势力的不断发展给中土稳定带来了很大危害，进一步集中军权和增强京畿镇戍力量正是为了威慑地方势力，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地方危机。这个时候不要挑战始皇帝的权威，更不要触及中央的底线，否则必有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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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归威胁，不怕死的人多了，何况被利益蒙蔽了心智的贵族们，所以武烈王若想让中央马上实施休养生息之策，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可以让斗争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
武烈王和宗室、外戚大臣们经过反复措施，又与始皇帝、太子扶苏多次商议，并聆听了老秦贵族和关东贵族对解决当前危机的建议，最终拿出了一个妥协之策，那就是加建封国。
以辽东、辽西之地建燕国，封王则由太子扶苏遥领，在太子扶苏继承大统之前，任何一个皇子只要功勋足以封王爵，则直接领燕国。反之，假如在太子扶苏继承大统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皇子有资格封王爵领燕国，则撤消燕国，其所属郡县直接隶属中央。
燕国是大秦第六个封国，但在封王资格上，始皇帝和中央没有让步，皇子功勋不足，就不能领封国。既然如此，始皇帝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止皇子出京建功，这样等到太子扶苏继承大统，第一个就可以撤消燕国这个藩国，为中央削藩开一个好头。
加建封国是始皇帝和中央在“分封”上的让步，可以满足“分封”贵族集团的愿望，而封王资格坚决不改则满足了始皇帝和中央对“集权”的要求，因此这一妥协方案双方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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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上，始皇帝下诏。
在辽东辽西建封国燕国，太子扶苏遥领。
从北疆调十万北军屯驻蓝田大营，镇戍京畿。
修改财政政策，以“与民休养”为宗旨，实施“轻赋薄徭”之策，其具体的赋税政策，则随同此诏一起公布天下，即日执行。其他财经方面的修改政策，则陆续公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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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尚未结束，新的赋税政策已经传遍大秦本土疆域，关中、巴蜀和荆宛三地郡县马上将始皇帝的诏书公之于众并即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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